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朋友之间，一是相互欣赏，二是相互激活，三是彼此交流。因为哪怕一个再用功的人，也不能穷尽世界上所有的学问。再说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也无须人人成为饱学之士。一个人在某个方面的建树，取决于他能否打通、激活生命，释放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如能做到这样，就是真正的“成功人士”！

在近代史上，春晖中学的教工宿舍恐怕是最值得拿出来说的事情之一。春晖中学是浙江上虞乡下的一所中学。当年在该校校长经亨颐的努力下，才将一批优秀的文人聚集到这里，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匡互生、王任叔（巴人）是任课老师，蔡元培、俞平伯、刘大白、叶圣陶、胡愈之、陈望道亦曾应邀来讲学，还有一代宗师李叔同、何香凝、张大千、黄宾虹、柳亚子也曾在这里小住。

春晖中学最值得一提的区域，要数后门的宿舍区，沿着白马湖边是一排粉墙黛瓦的房子，这里有李叔同的“晚晴山房”、朱自清的老屋、丰子恺的“小杨柳屋”、夏丏尊的“平屋”等。

由于当时一股灭佛逐僧的风气，让李叔同处于“云水萍踪，行无定所”的苦漂之中，这时候他的挚友夏丏尊、经亨颐和他的学生刘质平、丰子恺等人便募款集资在这里为他筑屋三间，取名“晚晴山房”，谱写了一段师友情的佳话。

丰子恺“小杨柳屋”里的一间小客厅，就是被朱自清称为“一颗骰子似的客厅”，是当年文艺沙龙的活动中心。正是在这间屋子里，丰子恺、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潜以及两刘（薰宇、叔琴）等人，相聚在一起，切磋“狂辩”，研讨文学。要是风和日丽，他们便在那棵杨柳树下，摆上一张八仙桌，炒一碗螺蛳什么的，喝点黄酒，边吃边谈文学与艺术，谈东洋与西洋，海阔天空，无所不谈。

其实这些文人，不但志同道合，他们之间还有亲戚关系，比如经亨颐与廖仲恺、何香凝是儿女亲家，夏丏尊和叶圣陶也是儿女亲家。朱光潜后来回忆白马湖这段往事时，曾这样描述：“这批布衣先生，每在课余获得闲暇的感觉，营造一种轻松的氛围，追求一种美丽的趣味。”事实上，正是他们有着共同的文学主张、相同的审美情趣，终于形成一个崭新的散文流派——“白马湖派”。

无独有偶，20世纪50年代，北京东城芳嘉园15号的四合院里，住着收藏家王世襄一家。据有心人回忆，这个院子里种满紫藤，竹篱笆上爬满牵牛花和癞葡萄。王世襄还用青石板做了一张桌子，配上几个瓷墩儿，夏天可以坐在院子里乘凉、喝茶、聊天。

没想到1956年，国家开始对私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按人口计算，如果有多余的房子就要出租。当时房管局和居委会天天有人上门动员王世襄将房子出租，不然就要在他家办食堂或托儿所。试想一下，若是办成食堂，整日吵吵闹闹，四合院里就没有一天安静的日子了。无奈之下，王世襄只好找自己的朋友来住，比如画家黄苗子和郁风一家，比如创作《大闹天宫》的漫画家张光宇一家。

正是有这几位艺术家住在芳嘉园15号，这里就成了北京文艺圈人士的聚集地，像文博界的张珩、启功、朱家溍等几位老人常来。画家叶浅予、丁聪和人艺的演员吕恩也常往这儿跑。

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王世襄、黄苗子、张光宇三家联合请过一次客，屋里坐不下，就把桌凳放在院子里。王世襄把家里的大桌子全摆出来，一共坐了四桌，电影界、话剧界、美术界的人来了好多，可能有四十几个，比如导演谢添、张正宇、吴祖光和丁聪等，三家人分头做菜，然后端出来大家一起吃。但在那个年代，客人都自己带粮票——那会儿粮食都是限量供应，客人来了可以不给钱，但要交粮票。

在那个年代，尤其是“反右”之后，文艺圈的政治空气很紧张，然而正是这种民间友情，把这些人联系在一起，也正是这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激活，让这些人在艺术上都各有成就，并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艺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