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与诗联

孟庆云 中国中医科学院

美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中国文化是阴阳五行文化。”五行以五方、五季、五事、五色、五音等，与阴阳系列性地浸渗到民族的科技文化中。阴阳五行以感应论和推论模式相结合建立了经学的方法论，也见诸于艺术、体育之中。

“五行”观念出于原始社会的五星图腾，其后又结合了殷人对“五”的数字崇拜而形成。数字如“地有五方、手有五指，足有五趾”等。最早明确提出“五行”的是《尚书·洪范》篇。西周末年，史伯在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同时，又以“先王以土和金木水火杂，以成五物”（《国语·郑语》）为说。春秋末年，五行相克（相胜）的观念开始出现并流行，如《左传·昭公三十一年》记有“火胜金，故弗克”，《左传·哀公九年》记有“水克火，伐姜即可”等。当时已有五行循环相克的看法，所以《孙子兵法·虚实篇》说：“五行无常胜”。降及战国初年，又出现了五行相生的思想。《管子·四时》、《礼记·月令》等篇不但有五行相生之说，而且开始与阴阳结合，构筑一个阴阳五行的思想系统。历代以来，对于五行思想系统的形成，除五星、五材说之外，尚有五历说、五灾害说和五德五性说等。《汉书·艺文志》对五行的定义是：“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五行遂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术数、文化、乃至科技的基始与构架。自战国以后，五行有多家流派，如持生克常胜观念的就有五行灾异派、五德终始派、今文五行派、天文历法派、道家五行派等。持五行无常胜派者，如墨家、兵家；还有五行江湖派，如相术派、风水派、命理派和丹家五行派等等。对江湖派之五行，宋人陆象山予以严厉的批判，他还引证沙随先生程迴的话予以互证（见王士禛《池北偶谈·五行》）。

美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中国文化是阴阳五行文化。”五行以五方、五季、五事、五色、五音等，与阴阳系列性地浸渗到民族的科技文化中。阴阳五行以感应论和推论模式相结合建立了经学的方法论，也见诸于艺术、体育之中。秦始皇二十六年，将周代大武舞更名为五行舞。汉初称文始舞，以后定名为武德舞。在武术上，形意派以擘拳、钻拳、崩拳、炮拳和横拳等基本拳法和五行原理结合，配五脏创立了“五行拳”，又称“形意母拳”。后又衍为五行生克拳、五行连环拳、五行通臂拳及五行八法拳等。

《史记·日者列传》说：“人取义于五行者也。”秦汉时代阴阳五行大兴以后，人们的生活总与五行相联系。《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和《汉书·百官公卿表》都记载，上古有五行之官，春官称木正，夏官称火正，长夏称土正，秋官为金正，冬官称水正。五官“以民师而命以民事”（《汉书》注引应劭说）。明代李诩在《戒庵老人漫笔·五行生克》中，以生克喻家族，说“公孙不相见，子母不相离。”国人取名称字，以五行为偏旁者甚多。明太祖朱元璋，为其子孙命名定一规则，其子孙辈以下，名字中依次依木、火、土、金、水之序循环。其子朱标木旁，其孙建文帝朱允炆火旁，成祖永乐帝朱棣是其四子也木旁，永乐子朱高炽火旁，再下朱瞻基土旁。再下朱祁镇金旁，再下朱见深水旁，再下朱祐樘木旁……

五行既有文字符号，就不乏以文学之用见诸诗和楹联，寄意抒怀、述志自警、讥诮壮物、奇巧谐谑。清代李伯元在《南亭四话》中，记载甲戌状元陆润庠（水旁），连同其前后五个状元之名，偏旁皆适合五行偏旁，另四人是：戊辰状元洪钧（金旁），辛未状元梁耀枢（木旁），丙子状元曹鸿勋（勋的繁体字火旁），丁丑状元王仁堪（土旁），于是有人作联曰：

五科五状元，金木水火土。

后有人对：

四川四等位，公侯伯子男。

四川旧有公侯伯之爵，鲍武襄超始封男爵，又封子爵，以一人而兼两爵，以四人应五爵之封。同书还有五方对五行之联：昔尚书金某在北京造一华屋，时正寇患未平之际，同平章事某公嘲以一上联曰：

火热水深，金司徒大兴土木。

这位金尚书应口而对曰：

南腔北调，中书令什么东西？

盖某公说不好官音京话，时以乡音土语对人，在京城传为噱谈。金尚书以东南西北中，应对金木水火土，可谓天衣无缝，巧不可阶。

桥梁专家茅以升，亲手设计施工，和工程人员多年奋战，钱塘江大桥终于1939年底竣工。当年12月23日，在建成不到三个月的时候，为阻滞日本军队进攻，茅以升忍痛协助炸毁大桥，以悲愤的心情写了《别钱塘》一诗，诗曰：

斗地风云突变色，

炸桥挥泪断通途；

五行缺火真来火，

不复原桥不丈夫。

桥有“钱塘江桥”四字竚书于桥头，四字偏旁为金土水木，故云缺火。茅以升先生的这首《别钱塘》，当是诸五行诗中最翘楚者。

2001年4月23日，我参加《中国中医年鉴》审稿会之后，赴杭州返京，途中路经桐庐红灯乡家園，園区中有一旧式铁匠铺，门前有一楹联曰：

五行金当为首，

三司铁寓其中。

“三司铁寓其中”者，即俗所谓“铁打的衙门”寓意者，由是而对江浙文化底蕴钦佩不已，将此联默记至今。

写到此处，我也以五行生成数简构两联：

金木水火土，四三一二五。

肝心脾肺肾，八七十九六。

两联也可叠合为一首五行诗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