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四川的药工生活（下）

王贞虎　重庆市万州区作家协会

经过重重磨炼筛选，能够脱颖而出当上头柜者，在药工中不过千分之七八。作为一种高档次的技术人才，他们分别受聘于成都的几家“不二价”药铺中。所谓的“不二价”药铺，是指资产殷实、药品门类齐全、信誉较高的老字号大药铺。这些药铺一般都是前店后坊，既要抓药配方，又要自制丹散膏丸，还要经营参茸胶桂等补品。所谓“不二价”的意义，不仅意味着药品的价格不讨价还价，还意味着该店的经营作风、药品质量全都没二话可说。这些药铺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便是靠着兢兢业业的头柜来维持的。

抗战前，成都药行内有号称“三山一龙”的四大著名头柜。“三山”是指萧长兴的黄寿山，渡世舫的张宝山，泰安堂（抗战期中被敌机炸毁）的全友山。这“一龙”姓黄，受聘于泰山堂药店，以刀功好而著名。他能把“枳壳切来不现边，白术切来飞上天，桑枝切成丫鹊(喜鹊)翅，桂枝切成五梅花(儿)”。那些苦涩不堪的根皮枝果，一经他的刀下，竟变成了赏心悦目，令人惊叹的艺术品。如今看来真有些令人不可思议。

当时药铺都从药市上买药，其中假药不少，且大都在名贵药上做手脚，辨药便成了头柜们的基本功。生计堂的头柜古绍舟，就以善辨药而出名。有人想试试他的“功力”，便在一个月黑之夜，携来一包朱砂求售。对于这类贵重药品，当时药行内有“夜不观宝”的说法。更何况朱砂属于“神仙难辨”的“面面药”（粉剂），极易被混入其它矿物质甚至是红砖的粉末，加上晚上灯光昏暗，弄不好就要上当，赔钱不说，还有损自家的声誉。可是古绍舟知道这是同行们在考他，不能推辞。他略加思索，就搓了根纸捻，用捻尖蘸起一点朱砂，凑在油灯上烧。那朱砂立即发出“哔哗剥剥”的响声，还有一种怪味。古绍舟根据声音、火苗颜色和气味，立即判断出这是一包成色不错的朱砂，当即买了下来。现在看来，古绍舟显然是利用朱砂这种含汞药品在燃烧时的种种特征来辨认的。可是在当时，这一切全靠自己去钻研琢磨，能掌握这种火候实属不易。

解放前中药材没有统一的规范化管理，医术又大都是师徒口耳相传，各立门户，互不往来，使得药材的名称十分混乱。例如大黄有“川军”“将军”等14种别名；附子也有“炮天雄”“鼓鼓片”等十多种。有的医生或是故弄玄虚，或是孤陋寡闻，使用药材的民间俗称下处方，叫人百猜不透。当时有人给四川一个军阀开了张处方，其中有味叫做“川圆”的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跑遍了西南地区的大药店，无人敢接这张单子。那军阀不死心，派人将处方送到萧长兴药店，头柜周培基拿到这张单子后，便断定这“川圆”既不是指四川出产的桂圆，也不是什么稀有之物，而是用于杀虫的川楝子，又称金铃子，真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这张处方终于在萧长兴药店中拣齐了，周培基也在药行内外赢得了一片赞誉之声。

在那个风雨飘零的年代，头柜们历尽人间沧桑，练就一身的本事，其目的不外乎两个：一是挣个好名声，二是挣份好家业，以安度晚年。可是往往连这样起码的目的也难以达到。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可是蒋介石忙于抓丁派粮打内战，使得物价飞涨，一件药工上柜穿的海苍蓝布长衫子，要花去他们整整20个月的工钱。到了1947年，成都这个著名的商业古都，已经是百业萧条。老板们不但不给药工们加薪，以应付居高不下的物价，而且还随意解雇工人，甚至包括头柜们在内的老药工。曾经在药行内享誉一时的“三山一龙”之一的黄寿山，由于生活无着，在贫病交加之中挣扎，使得药行中的后辈们十分寒心。他们终于联合起来，自发组织“成都国药业技工会”，向政府请愿。工会由成都市东南西北中五区的药工荐出徐楚江、刘国泰等五人为代表，提出了“提高工资、增加福利、不得随意开除工人、过年要发红包”等要求，并宣布罢工三天。对于这次罢工请愿，当时的旧政府认为是“非法的”，因为“抓抓匠”根本算不得什么“技工”，怎么能成立工会？分明是受“异党”的指使在聚众闹事，因此仍没有好结果。

直到解放后，药工的社会地位才起了巨大的变化。1951年，成都市成立了总工会，马识途同志任首届工会主席。当年“闹事”的代表之一徐楚江当上了国药工会主席，他一上任，立即带了50斤大米和棉被等慰问品，去看望重病之中的黄寿山，之后又代表工会组织主持了这位名噪一时的药行前辈的追悼会。1957年，身为“抓抓匠”的徐楚江，有幸登上了四川医学院药学系的讲台，之后又继续深造，后任成都中医学院（现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系教授和四川省药学会理事。每每谈及旧时的药工生活，徐楚江总是感慨万千。他希望今天的人们，不要忘记那些在艰难的生存竞争中为祖国的医药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老药工们，尤其是他们那种感人至深的敬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