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思考中医》引起的思考

夏日酷暑难耐，暂时摆脱掉了整日上下班路途上的辛劳，在空调环境的家中读刘力红的《思考中医》，感受一丝清凉，引发一段思考。

这是我第二遍阅读《思考中医》，而每次阅读我总会首先深深感受作者对中医、对中医经典、对中医文化的那份热爱和执着，这份热爱和执着源于作者“对中医有一种责无旁贷的使命”。自己身为中医人，特别是专业为《内经》的中医人，同样肩负着这种继承和发展中医的使命，因此在阅读时和作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为中医经典理论教学和研究的现状担忧和不平。然而，冷静地分析中医经典被边缘化的原因，我想其中必然关涉到社会结构、社会价值观念，尤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转换等多种因素。因为知识活动从来都不能离开它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知识的发生和发展也不能只从学理的角度加以解释，从社会文化转型的角度去分析和把握问题，换一种视角，也许心态会平和一些，思考会全面一些。

谈中医不能不谈传统文化，正如作者所言：“传统文化虽然有许多分支领域，但是，中医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医经典从中医药中心走向边缘，与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化领域知识分子从社会生活中心走向边缘有着惊人的一致，因为拨动这种走向的大手是共同的，这就是社会文化的转型。

在中国古代的整个知识系统中，人文知识（文史哲）历来占据整个知识体系的中心，被尊为“道”，相应地，在知识分子的精英结构中，人文知识分子则作为“士”的同义而位居“四民”之首（士农工商），几乎垄断了知识精英的宝座，并作为政治精英的“后备军”（仕进以前）或“兼职者”（仕进以后）而贴近政治权力中心，“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将医与相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看待便是最好的例证。这种情况到了近代、直至改革开放之前，虽然有所改变，但是并没有根本性变化，“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人士倡导文化救国，文革期间人文科学领域成为重灾区，正说明了“人文科学”的特殊重要性以及它与政治权力的特殊密切的联系。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的中心化地位不仅得到社会结构与权力结构的维系，同时也得到老百姓的价值观念的支持。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加之中医药在国计民生中所具有的独特疗效，因而使中医在社会中的地位得到了普遍认可和持久巩固，而重“理”尊“道”的中医经典在中医中的地位也必然受到高度重视。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滚滚推进，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日益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现代科技知识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取代了传统人文知识与之的关系，知识和知识分子精英结构发生了深刻的转换，社会文化价值与大众生活理想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生存与发展土壤的变化必然使具有“医文相通”特点的中医药地位、中医经典地位经历从中心走向边缘的考验，在这种考验下，不少中医界人士感到了焦虑和担心，刘力红在《思考中医》书中所说的“只允许中医搞现代化，不允许中医搞传统化，我看这个中医很快就会完蛋”、“现代人的浮躁心理，现代人的急功近利，他们只喜好吹糠见米的东西，做什么都要立马见功，而不愿意静下心来感受什么、体悟什么，这种情况令人忧心”正是这种担心的直接表述，然而，也许我们有理由相信，市场化带来的多元价值、多元文化需求，以及人们对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追求，必然会给中医带来新的生机和发展空间，中医药、中医经典在经历了社会文化转型的考验之后，以其内在的价值性、社会的需求性将会出现社会地位理性的回归。

阅读《思考中医》，看到作者肯定中医内证实验即实验研究方法、置疑现代中医教育、置疑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等，我在赞同其中部分观点的同时，还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对待不同模式、不同观点的态度问题。今日的中国是历史上最为复杂、多元的，不是从前那种同质化的社会，而是高度异质化的社会，我们无法像以前一样用一种单一的阐释角度与标准对这个社会，甚至学术观点做出完美的、无所不包的、一次性将所有问题一网打尽的解释与评价。我想，这个时代中医药的发展需要的是多元的、各种不同的阐释模式的相互宽容、共存，它不但容忍而且呼唤异质的探索和阐释模式，允许在不同的模式与标准之间形成良性的互补与对话关系，在多元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与沟通，也许谁也不能过于相信自己的阐释模式或价值标准是绝对正确的，其有效性是无限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力红的《思考中医》表达的是一种独特的思考和阐释，丰富了中医理论研究的视角，理应得到关注和肯定。当然，有一点我也希望与刘力红博士共勉，即要能以宽容的心态对待异质的阐释和观点，要通过加强彼此的对话和沟通，实现互补和启迪，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