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奇谈医：从圣散子谈到玉雪救苦丹

圣散子这张方子，废用久矣。许多学医的人，大概都不知道此方曾经在历史上掀起过轩然大波。

最先得到这张方子的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先生：“余既得之，谪居黄州，连岁大疫，所全活者，至不可数”。陈无择《三因方》也说：“此药（指圣散子）以治寒疫，因东坡作序，天下通行”。尤怡《金匮翼》也根据古代文献记载，说：“徽州郑尚书在金陵，用此治伤寒，活人甚众。”宋嘉佑中……苏东坡勒石川广其传，圣散子之功益着。”

然而，《三因方》指出：“辛末年，永嘉瘟疫，（用此方）被害者不可胜数。”“宣和间，此药盛行于京师，太学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医顿废之”。

看来，同是一方，治疗瘟疫，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一边是“所全活者，至不可数”，“活人甚众”；一边是“被害者不可胜数”，“杀人无数”。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

那么，圣散子是一首什么样的方呢？

圣散子方：草豆蔻十个，猪苓（去皮）、石菖蒲、茯苓、高良姜（剉炒）、独活、柴胡、吴茱萸、附子（炮，去皮脐）、麻黄（去节）、厚朴（炒制）、姜汁（炒制）、藁本、芍药、枳壳、白术、苍术、半夏、泽泻各半两，藿香、防风、细辛各半两，炙甘草一两。右为剉散，每服五钱，水盏半，茶七分，去滓，空腹热服。

以上系《三因方》所载。《金匮翼》与此略有出入，无白术、半夏，多升麻、羌活、川芎、白芷。以用药论之，此方之主治当为风寒湿邪无疑。三邪相合，性质以寒为重点，故陈无择说此方主治“寒疫流行”。其按病邪用药为：

寒：麻黄、细辛、附子、吴萸、良姜。

风：防风、藁本、独活。

湿：苍术、厚朴、藿香、猪苓、泽泻、半夏、石菖蒲、茯苓、白术、草豆蔻。

其他：芍药、甘草、柴胡、枳壳。

这是一个大致的归类，使读者可以一目了然。细析之，寒胜则阳微，故用麻、附、细辛、吴萸、良姜以散寒振阳；风药能胜湿，所以用独、防、藁本；至于湿邪用药，则近于后世之平胃、二陈、藿香正气；柴、芍、枳、草则仲景之四逆散，是调畅气机，有升有降的名方。以方测证，当有憎寒、发热、无汗、头痛、身痛、不思食、恶心呕吐、胸闷、腹胀、腹泻以及舌苔白腻而厚，满布于舌面，脉浮紧数等症。

经过这样一些分析，可以说，圣散子这张方子如果用以治疗寒疫，应该是有效的。而苏东坡在谪居黄州时，遇到的瘟疫正是寒疫，正好对证，“所全活者，至不可数”，当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而且我们相信苏东坡笔下的真实性：除了他的为人耿介磊落以外，还在于他当时是因政见不同而被贬到黄州，且生活在朝廷严密的监视之中的，如果这张方子出了乱子，“杀人无数”，其后果就可以想知了。

那么为什么会有后来的“杀人无数”呢？盖后来的瘟疫乃是“暑燥疫“或者“湿热疫”，余师愚每服药用石膏120g到240g，吴又可则用大黄。这样的瘟疫，如果用圣散子，都不啻火上加油了。然而由于东坡的名气，使太学生信之尤笃，以至于“杀人无数”，这张方子也就顿时废用了。

自明清温热学兴，寒疫之说更几乎悄然无声了。究竟有没有寒疫？陈无择《三因方》在圣散子方后说：此方就是治寒疫的。并且说为医者“不可不究其寒温二疫也”，“不妨留以备寒疫，无使偏废也”。尤怡说得更清楚：“且也岁运有太过不及之殊，天时有恒雨恒旸之异，是以疫疠之行，亦有表里寒温热湿之分，其可一概论哉。”亦有寒湿独行，而病在肌皮胸膈者，则东坡圣散子之证也。而有寒湿而无蓄热，亦十中未得其一二也。然而法不可不备，惟用之者得其当耳。”除了“病在肌皮胸膈”这句话尚须斟酌之外，可谓通达之论。

吴鞠通《温病条辨》有一篇《寒疫论》，他也承认有寒疫：“世多言寒疫者，究其病状，则憎寒壮热，头痛，骨节疼烦，虽发热而不甚渴，时行则里巷之中，病俱相类，若役使者然；非若温病之不甚头痛骨痛而渴甚，故名曰寒疫耳。盖六气寒水司天在泉，或有是证，其未化热而恶寒之时，则用辛温解肌；既化热之后如风温证者，则用辛凉清热无二理也”。

疫，瘟同义，均指流行性传染病。温疫是流行性传染病中以热证为主要症状者，以寒证为主要症状者则称作寒疫。在其化热入里之前，寒热无汗身痛头痛，非用辛温香燥药不解，不能早用苦寒凉遏。但化热入里之后，诚如吴氏所说，就当辛凉清热，与温疫治法无异。

最后，我想谈一谈与圣散子相近的一张方子，玉雪救苦丹。这张方子药味多至48味，程门雪先生说：此方与牛黄、至宝之类大相径庭，温燥之力大，清热之功浅，“其意似重辛苦开泄，降浊通结，与宋人所定辟秽瘴，解疫毒方相近……又似三消、防风通圣等方意，寓解表通里、和中化浊、清热开闭于一方之中，而稍重辛开为主，药味虽杂，分之亦有理解，此方用之得当，确有捷效，不可以其芜而忽之也”。程先生之论在四五十年代，如今，此方也与圣散子一样，废用久矣。莫非真如刘河间说的“五运六气有所更，世态居民有所变”吗？还是重温热而轻寒，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