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乃明医 儒乃达儒——深切怀念恩师关幼波教授
王莒生 陈誩 徐春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时光飞逝，不知不觉，恩师关幼波教授已离开五年，可他的音容笑貌仍然记忆犹新，他端坐在诊室为患者诊脉的慈祥面孔仍时时浮现在眼前，恍如昨日。每当想起这些，心中悲痛和敬重之情油然而生。在国家重视中医传承的今天，我们缅怀关老，更要挖掘、传承关老的学术经验。谨以此文告慰关老在天之灵。
终生事中医，国手风范
关幼波教授1913年生于北京，从16岁起便随其父京城名医关月波学医，除学习中医理论外，时常在父亲左右侍诊，帮助抄方。父亲关月波擅长内、妇、儿及针灸等科，深受群众敬重。关幼波随父习诊多年，但父亲从不让他独诊，而要求他进行扎实的基本功训练。父亲临终前，抱病抽查了他的3个脉案，确认自己后继有人，才满意地说：“你可以治病救人了。”
关老1941年考取中医执业资格，在京城悬壶应诊。新中国成立以后积极响应政府号召，1956年起在北京中医医院工作。关老一生致力于中医事业，行医六十余载，救治病人无数，年逾九旬仍应诊不辍，被誉为“中医泰斗”、“岐黄圣手”、“一代儒医”。1978年确定为北京市名老中医，1990年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首批全国名老中医。
关老经常对我们说：“不要把中医当作职业，要把中医当作事业，不断进取，发扬光大。”我现在还记得我研究生复试见关老的第一面那一刻，关老问我：“你为什么要学习中医？”那样慈祥的笑容、亲切的话语，成为我这辈子投身中医的动力源泉。他希望我们能热爱中医事业，只有热爱才能谈得上深入继承、研究和发扬。让中医走向世界、让中医服务于大众是他永久的追求。
循古不泥古，医术精湛
关老悬壶济世60多个春秋，不仅擅长治疗肝胆疾病，被誉为“肝病大师”，而且对内科、儿科、外科、五官科等都有很深的造诣。在长期临床实践中，他突出辨证施治特色，重视气血辨证，提出“十纲辨证”，丰富和发展了痰瘀学说，并将自己的学术思想始终贯穿于疑难杂症的辨证施治之中。
阴阳、虚实、寒热、表里八纲辨证最早出现在《黄帝内经》中，《东垣先生伤寒正脉》一书正式提出了八纲辨证的内容。八纲辨证自确立以来作为中医辨证施治的总纲，从没有人突破。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他充分认识到“气血辨证”的普遍性和重要性，认为单以八纲为辨证的总纲是不足的，应该通过气血把八纲落实到具体的实际病变中去。因此，关幼波创造性地提出了“十纲辨证”的观点，明确提出：“治病要求本，气血要遵循”，进一步使辨证论治落到实处。“十纲辨证”的应用，促使辨证施治针对性更强，更切中疾病实质，起到提纲挈领、执简驭繁、事半功倍的作用，对中医临床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其深远意义尤其体现在对疑难杂症的临床辨证论治上。
丰富和发展“痰瘀”学说是关幼波学术思想中心点之一。他认为“痰瘀”既是病理产物，又是致病因素。痰浊阻络可导致血行不畅，而形成瘀；血瘀日久也可化为痰水。痰与瘀互为因果，互相转化，痰瘀互结，凝固不化，造成正虚邪实、本虚标实、气血失调、阴阳失衡，使病情或错综复杂，或险象环生。而痰与瘀二者的形成，皆与“气”之病理相联系，痰与瘀构成了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关老认为，看病应透过现象看本质，只要抓住病理变化实质，许多疑难顽症是可以妙手回春的。
根据“十纲辨证”和“痰瘀”学说理论，关老不仅在治疗肝胆疾病、疑难顽症等方面成绩斐然，同时还将理论广泛应用于慢性疾病的治疗当中，且疗效显著。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灵活运用这些学术思想，救治了成千上万的患者。
桃李满天下，提携后学
关老常说：“我的经验生不保留，死不带走。”他也确实把自己积累几十年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后人。他带徒不仅教医术，更教如何做人。他经常教导学生要以岐黄济世，要以仁爱救人；治学做事要品端学正，不为名利所惑；对同行要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博采众长；在医学上要做到师古而不泥古，举一反三，深通其理，既是儒又是医。关老常说“医乃明医，儒乃达儒”。此“明医”非“名医”，他教导学生要淡泊名利，做一个明白事理、掌握心理、精通医理的医生。
关老提携后学，十分重视中医人才的培养。他对学生总是倾囊相授，生怕教得不够多不够彻底——“我一个人能看的病人有限，多一个好大夫就能多救很多人。”这是他最大的心愿。他多次为全国各地西医学习中医班、中医研究生班等授课，无保留地传授个人的临床经验。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为全国第一批中医班讲课和临床带教。关老的弟子遍及海内外，可谓“行医数十载，桃李满天下”。为弘扬祖国医学，关老多次赴日本、韩国、马来西亚、阿联酋、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访问讲学，为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做出了贡献。
热忱待病人，尊重同道
关幼波早年曾与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同一药房坐堂。关幼波每天都提前来到药堂，细心分析施今墨的脉案，还亲自询问病人服药后的变化，凡效果好的经验都欣然学习。日久天长，像孔伯华、肖龙友、汪逢春等名家的经验，都被他“偷”来运用于临床。他广交同道，互相切磋，深探医理。前门地区名医康乃安、赵瑞麟、贺惠吾等都是他的挚友。调入北京中医医院工作后，他与更多的名家接触，如皮外科专家赵炳南，内科专家许公岩、宗维新，肿瘤病专家秦厚生，肾病专家姚正平等人。关幼波与他们建立了友情，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宝贵的医疗经验。关幼波还常被请去参加疑难重症的会诊，他把会诊作为自己向能者学习的好机会。许多西医都愿意同他合作，他也从处理疑难病例中汲取了不少现代医学知识。关幼波的医疗实践，不仅反映了家传的医技，同时也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内，一批中医名家的医疗经验与特长。
关幼波常说：“治病救人是我一生最大的快乐，病人康复是我最大的满足。”他生前一直倡导的“以岐黄济世，以仁爱救人”的行医之道，深得患者和同道、学生的尊敬。在很多患者眼里，关先生是救命恩人：他曾经用七服药，治好了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的老人；他对前来求医的人一视同仁，他的患者都能成为他的朋友；他不论时间地点条件，本着医者的父母之心，全天候接诊，一顿饭常常要被打断好几次，生怕让病人久等；他总是替患者着想，用最便宜有效的药，如果患者连几块钱的药费也掏不起他就免费。不管相识不相识，关老对每一个病人都关怀备至，尽心竭力。
医家从来讲求德才兼备，医德甚至被放在比医术更重要的位置，针砭之际，患者的生命就存乎医生的一念之间。关老正是这样一位正直无私、医术超凡的明医。作为恩师，关先生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作为医者，关先生将久久地活在每位患者的生命里。